北宋元祐元年，司马光在政事堂拍着桌子喊出“新法必当全废”时，满朝文武齐刷刷跪地附和，只有苏轼站着没动。他盯着这位当年和自己一起反对王安石的旧党领袖，一字一句说：“免役法利大于弊，废了，百姓要遭殃。”
那天的争论最后闹到不欢而散，司马光甩袖而去，同僚们拉着苏轼的袖子劝他“识时务”，他只是掸掸官袍上的灰尘，笑说“我这性子，怕是改不了了”。
人人都爱他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，却少有人懂，这份豁达从来不是天生的，是他用半辈子颠沛流离，从鬼门关里熬出来的。
王安石变法时，新党掌权，青苗法本是为了帮农民渡过春荒，到了地方却成了硬性摊派的政绩指标：官府强制农民借贷，利息翻了三倍，还不上就要抄家。别人都忙着站队表忠心，要么跟着新党骂旧党守旧，要么躲在家里明哲保身，只有苏轼连夜写了五千字的奏折，把地方官借变法盘剥百姓的细节一条条列出来，递到了宋神宗面前。
这一骂，直接把他骂进了御史台大牢。乌台诗案里，新党搜罗了他上百首诗，断章取义定他“诽谤朝廷”的死罪，他在牢里被关了一百三十天，最后靠着太皇太后说情、王安石上书“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”，才捡回半条命，被贬到黄州做了个没有俸禄的团练副使。
到黄州的第一年，他连饭都吃不上。全家几十口人，只能靠朋友送的五十亩城东荒地过活，他在田边搭了个茅草屋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，白天光着脚和农民一起插秧挑水，晚上在油灯下写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”。那段日子他写过很多信给朋友，大多石沉大海，偶尔收到回信，他都要反复读好几遍。换作旁人早就心灰意冷了，可他偏不，他酿蜜酒、煮东坡肉，还跟当地老农学种水稻，把贬谪的日子过出了烟火气。
可他的“不合时宜”，远不止于此。
旧党复辟之后，人人都以为他熬出头了，他偏要和整个旧党集团对着干。他不是支持旧党，他从来都不站队，只站百姓：新党推行的政策害民，他要骂；旧党全盘废除好的政策，他也要争。这次他把司马光彻底得罪了，旧党骂他“新党奸细”、“骑墙派”，上任不到半年，他又主动请求外放，后来新党重新掌权，他更是一贬再贬，从惠州到儋州，最后被扔到了孤悬海外的荒岛之上。
策划这场终极贬谪的是他当年旧友、当朝宰相章惇，甚至连贬谪的地名都带着刻意的恶意：他见苏轼字子瞻，便把他扔到儋州；弟弟苏辙字子由，便把苏辙贬到雷州，“雷”字下半正好嵌着个“由”字，像是把兄弟俩的字被仇敌的地名，成了章惇用来折辱人的工具，就是要让他们在蛮荒之地磨掉苏轼身上那点不肯低头的气性。
那时的儋州是什么地方？史书记载“瘴疠所侵，蛮夷所侮，饮食不具，药石无有”，贬到这里的官员，几乎没有活着回来的。他刚到儋州时连房子都没有，只能睡在槟榔林里，当地黎族人看他可怜，凑钱给他盖了几间茅草屋。他也不把自己当贬官，摘野菜、挖山药，还教当地人打井、种药材，给当地孩子开办学堂，一辈子没出过岛的黎族人第一次知道，中原的诗词写出来这么美。
他曾在给儿子苏过的家书中写过儋州的日子：“此间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，然亦未易悉数，大率皆无尔。惟有一幸，无甚瘴也。”列了六样没有的东西，最后特意加一句“还好没怎么闹瘴气”，像是占了天大的便宜。他还在信里分享自己新琢磨的“养生法”：每天早晚盘腿打坐，吞吸阳光的清气，饿了就摸出自己抄的《汉书》读，“每读一遍，就当吃了一顿好酒饭”。他这辈子从来没教过孩子怎么当官、怎么钻营，写的家信里不是说今天挖到了什么好吃的野菜，就是说自己新写了哪首诗，哪怕在最荒的海岛上，教给孩子的第一件事也是“怎么把没滋没味的日子过出味道来”。
章惇以为把他在儋州待了三年，等到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，他乘船北归的时候，儋州百姓一路送他到渡口。他站在船头回头望，没有对整座岛已经有了他挖的井、种的庄稼，还有能背得出“大江东去”的孩子，章惇费尽心机的折辱，最终成了他生命里最厚重的注脚。他北归路过镇江时，他写了那句流传千年的诗句：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没有玉堂金马的高光时刻他一字不提，偏偏把三个贬谪之地当作自己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成就。
他这一辈子，新党当政时说他是“旧党余孽”，旧党掌权时骂他“变法同党”，两边都要把他往死里整，可他从来没低过头。他的“轴”从来不是不懂官场规则，他比谁都清楚，只要跟着喊两句口号，就能升官发财，可他偏不——他做官不是为了迎合上位者，是为了给百姓做事；他写诗不是为了博取名声，是为了说心里的真话。
这世上从不缺圆滑的聪明人，人人都知道趋利避害，人人都懂得左右逢源，可只有苏轼这样的“傻子”，被现实揍得鼻青脸肿，还敢站出来为陌生人说话；被命运扔到谷底，还能笑着啃着荔枝说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
你说他不合时宜？是的，他的确不合那个只讲站队、不讲是非的官场的时宜，可他合的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心里的时宜。那些在朝堂上骂他、整他的权臣，早就被历史的风吹得无影无踪，只有这个被贬了一辈子的苏东坡，直到今天，我们读他的诗，吃他发明的东坡肉，想起他时，还会觉得温暖。
我们爱的从来不是那个官场上高高在上的苏轼，是那个无论跌到什么样的泥坑里，都能把日子过成诗的“不合时宜者”。毕竟，圆滑的人只会被时代记住一阵子，干净的人才能被人记住一辈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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